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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写民族团结进步的新篇章

来源:普洱关爱网 录入:普洱市关工委 [peggw] 时间:2010/7/22 点击:2038

——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建碑六十周年礼赞

刘志强

有一首传遍大江南北的歌这样唱道:“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朵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爱我中华……”。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抒发了全国各族人民休戚与共,唇齿相依的血脉情怀,唱出了全国各族人民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爱国心声。

一、中华民族的由来与认同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居住着56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各民族相互交流融合,又保持着各自的民族特点,形成了一个“多元一体”稳固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就叫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包括的56个民族中,经济文化先进的汉族人口众多,占到全国总人口的94%,而55个兄弟民族总人数只占全国总人口的6%,所以习惯上统称为少数民族。但少数民族人口虽少,居住地却很广,约占全国总面积的50%还多。毛泽东同志说:“各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

从我国悠久的历史看,公元前21世纪(4000多年前),中国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夏朝以其相对的先进和强大,成为各民族凝聚的核心。之后虽然经历了若干朝代更迭,我国各民族之间,有和平交往也有争战杀伐,有统一也有分离,但几千年的历史一再表明,无论某一个民族还是整个中华民族,都是团结则兴,分裂则亡。因而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始终是各民族关系的主流。尽管在封建王朝时代,各民族之间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平等关系,但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长期存在和有效治理,不断增进着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缔造了同文同源、生生不息的民族血脉。

近代以来,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110年间,中国几乎遭受过当时所有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欺凌,各族人民共同陷入被压迫、被奴役的悲惨境地。1935年日本侵略中国后,在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田汉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把梁启超、杨度、孙中山、黄兴等先后提出的“中华民族”的族称写进了歌词,发出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悲愤呼声,这首歌唱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和海外有中华儿女的每个角落,各民族人民同仇敌忾、万众一心,用血肉筑成中华民族新的长城,为维护国家统一、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在反抗外来侵略斗争中形成了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华各族儿女深切感到:伟大祖国是我们的共有家园,中华民族是我们的共同族称。

从各民族的分布看,汉族几乎遍布全国,而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边疆地区,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人口分布格局,特别是云南省,有二十多个少数民族,是我国民族最多的一个省。云南省普洱市是“一市连三国,一江通五邻“的边疆地区,有13个世居少数民族,也是全国民族最多的一个地级市。由于地域和社会历史的原因,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各有差异,在旧社会由于民族内部存在阶级对抗,就必然产生民族冲突、民族压迫。因此,各民族之间,特别是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一方面发展着相当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有着共同抵御和抗击英国、日本等外敌入侵的光荣传统;另一方面又存在着民族压迫和民族隔阂,流传着“石头不能做枕头,汉人不能作朋友”的说法,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建立,为正确处理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创造了条件。

二、民族平等团结是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政策

大力帮助少数民族实现民族平等团结和民族的解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也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民族观与中国各民族的实际相结合,制定的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政策,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实践的丰富和革命任务的转变不断充实和完善。

早在1934年至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曾积极帮助一些地方的少数民族,建立革命武装力量和革命民主政权,同时有不少少数民族的劳动群众参加了红军或者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为了团结各民族人士共同抗日,中共中央非常关注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工作,1937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8月,党中央在洛川会上通过的《抗日救亡十大纲领》,提出动员蒙古、回等少数民族在民族自治原则下共同抗日的主张。1938年10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进一步阐明了团结各少数民族共同抗日的民族政策,指出:“允许蒙、回、藏、瑶、彝、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抗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38年11月6日,转引自1953年9月9日《人民日报》社论)陕甘宁边区政府建立组织机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组织少数民族的抗日救亡团体,同时支持少数民族建立自己的武装,采取措施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改善生活。1939年初中共中央设立了民族工作机构——西北工作委员会。该委员会根据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议精神,以马列主义民族观为指导,在认真分析西北五省少数民族问题的基础上,于1940年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的提纲》。这两个提纲经中央书记处批准,成为当时指导民族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民族区域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1941年5月,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明确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为了切实体现这一原则,陕甘宁边区政府采取了许多具体有效的措施加以落实。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延安既是革命圣地,也是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摇篮。1937年,延安中央党校举办了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专门培训蒙古、回、藏、苗等少数民族干部;陕北公学举办了蒙古班。1938年,陕北公学把民族问题研究室扩充为民族部,广泛招收少数民族学员;1941年9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在该部基础上创办了延安民族学院,首批招收了蒙古、回、藏、彝、满、汉等各族青年学员300多名,设立了回族班、蒙古班、藏族班和彝族班等。另外,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大学等也招收了一些少数民族学员。这些学校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养输送了一大批具有共产主义觉悟和革命奉献精神,又有良好文化素质的民族干部。

在延安时期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也形成了延安精神。毛泽东思想是延安精神形成的理论基础,延安精神是实践毛泽东思想的巨大精神力量。同时,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运用马列主义民族观与中国各民族实际相结合,制定的用以处理民族关系,解决问题的基本政策,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对陕甘宁边区民族工作和民族政策再次总结说:“多年来,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各解放区对待蒙回两民族的态度是正确的,其工作是有成绩的。”并号召共产党人“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他们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

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帮助各少数民族实现平等团结,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派出中央访问团,走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转达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各族人民的关怀,通过与民族上层人士和各族代表座谈、交朋友、做好事、放电影、文艺演出等形式宣传民族政策,疏通民族关系,增进相互的了解。同时动员组织边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各族代表到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国庆观礼。1950年8月中旬,中共普洱地委接到云南省委电报通知后,即电告各县派出懂民族语言、熟悉民族工作的干部,经过艰苦细致的思想动员工作,个别的部落还以人质作抵压,终于动员了以民族上层为主的26种民族(含支系)的34名代表,参加西南各民族代表团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并赴昆明、天津、南京、上海、武汉、重庆等地参观学习。1950年12月27日—1951年1月1日,趁观礼团返回之机,举行了普洱专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当时来自全区15个县(含今普洱市、西双版纳州各县和临沧市的沧源县)26个民族(含支系)的48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进一步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团结和动员各族人民保卫边疆,建设边疆。会上,地委书记、驻军部队政委张钧作了有关民族平等团结、对敌斗争、发展生产、保卫祖国边防的报告。参加国庆观礼回来的代表传达了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对边疆各族人民的关怀及参观见闻,特别是当代表传达到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代表团并同召存信、拉勐代表握手谈话时,与会代表群情激昂,纷纷表示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建设民主、自由、幸福的大家庭。经大会主席团各族代表商定,元旦这天,按佤族的习俗,举行剽牛、喝咒水仪式,立下了“民族团结誓词碑”。大会主席团48人,代表26个(含支系)民族的首领、民族代表和党政军领导同志,在誓词碑上庄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民族团结誓词碑碑文为:“我们二十六(含支系)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于此举行了剽牛,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努力奋斗!此誓,普洱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公元一九五一年元旦。

普洱专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的召开,“民族团结誓词碑“的建立,昭示着各族代表对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的拥护,对党对人民政府的信赖;加深了对伟大祖国的认识,增强了国家观念和爱国主义思想;鼓舞了团结合作建设民族大家庭的信心和决心。标志着新中国成立后,边疆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种新型的平等团结、互助合作的民族关系开始形成,标志着边疆各族人民团结奋进共同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延安精神开始为人们所了解,为后来民族区域自治政府的成立,边疆民族地区的改革和社会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

这块被国家民委命名为“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的民族团结誓词碑,2006年6月,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矗立民族团结誓词碑的“民族团结园”,被国家民委确定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

三、民族区域自治是实现民族平等团结的基本制度

在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政治制度,也是正确处理我国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基本方针。早在1947年5月1日,经党中央批准,成立的内蒙古自治政府,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开端。1949年9月,在共和国开国前夕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专门阐述了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明确把民族区域自治定为一项基本国策。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积极推行民族区域自治,从1953年起,抽调大批专家学者,对各种民族称谓进行科学识别。在第一次人口普查的基础上,初步确认了哈尼、拉祜、撒拉、锡伯等38个民族;在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的基础上,又确认了毛南、阿昌、普米、独龙等15个民族;1965年,识别了珞巴族;1979年,确认基诺族。民族识别为落实民族平等团结政策,推行民族区域自治铺平了道路,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重要政治制度在探索中稳步推进。1955年10月,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成立;1958年3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1958年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成立。

截至2003年底,我国共建立了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其中包括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旗)。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在55个少数民族中,有44个建立了自治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71%,民族自治地方的面积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64%左右。

1984年5月1日,我国颁布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把党和国家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法律化。2001年2月28日,又根据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对这一法律进行修改,进一步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是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的法律地位,使这一制度的发展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云南省普洱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有关规定,从1953年建立第一个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至1990年2月成立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共成立了9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同时作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补充,相应设立了12个民族乡。自治地方面积占全市总面积的92%,自治地方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93%。各自治县、民族乡都由主体民族干部担任县长、乡长,由本民族来管理本民族的内部事务,使各民族真正当家做了主人。为了更好地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的权利,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市内澜沧、西盟、孟连、江城、宁洱、景谷、景东、墨江、镇沅等9个自治县结合本县实际,先后制定了9个自治条例、20个单行条例、3个变通规定,在不违背国家统一和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原则下,使自治法更加具体化和具有可操作性,促进了依法治县。在充分尊重事实、尊重各民族意愿的基础上,慎重稳妥地解决了近2万名苦聪人、老缅人的族属问题。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节庆活动得到了尊重。依照有关法律和政策规定,注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保护使用和发展,尊重、保护少数民族公民正常的宗教活动。佤族木鼓节、拉祜族葫芦节、傣族泼水节、彝族火把节、哈尼族太阳节等少数民族传统节日通过自治条例的形式固定下来,每年都要隆重举行。

毛泽东同志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以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对西北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1949年12月)大力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做好民族工作,解决民族问题,维护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普洱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1990年,先后下发了《关于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决定》、《加快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的意见》、《加快选拔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妇女干部、党外干部的意见》,把少数民族干部的教育、培养、使用工作摆在重要位置,采取特殊措施,多渠道、多形式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使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才迅速培养成长起来,从数量到质量上有了很大提高。截至2008年底,全市各级党政干部中有少数民族干部6729人,占全市干部总数的54%,其中在职厅级干部14人,占在职厅级总数的41.2%;在职处级少数民族干部506人,占在职处级干部总数的49.4%;在职科级少数民族干部5426人,占在职科级干部总数的51.5%。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资源占全市人才资源的45%;少数民族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资源占全市人才资源的30%,他们以主人翁的姿态,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着聪明才智。

普洱市民族自治地方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各级党委、政府把坚持民族平等、促进民族团结当作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继承和发扬“民族团结誓词碑”精神和延安精神,不断完善民族团结目标管理责任制工作,以民族团结示范村建设为载体,在各级中小学中广泛开展民族平等团结政策教育,全力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健康发展,使“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市委、市政府和各县(区)委、政府先后表彰了一大批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为加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巩固边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发展是实现民族平等团结的根本途径

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也是我们党始终为之奋斗的根本任务。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领导各族人民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后来,由于受“左”的错误影响,在一段时期内使发展走了弯路,经历了曲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分析国情、正确把握国际形势的基础上,我们党毅然停止了阶级斗争的口号,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提出并实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制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我们党进一步把发展问题同党的执政问题联系起来,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阐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必须正确处理的一系列重大关系,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十六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随着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走上了科学发展的轨道,开创了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崭新局面。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发展是硬道理,是中国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也是真正实现民族平等团结的根本途径。

党和国家针对少数民族和民族自治地方,虽然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纵向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与发达地区比,发展差距日趋拉大,而且内部发展也不平衡,特别是较少人口民族的发展更是滞后,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族关系的实际。近些年来,加大了对民族自治地方扶持力度。加大财政投入,采取各种措施进行扶贫。优先合理安排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重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帮助发展教育事业,增加社会事业投入,扶持扩大对外开放,组织发达地区开展对口支援。2000年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对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更具有重大的意义。全国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中的27个自治州以及120个自治县(旗)中的83个自治县(旗)被纳入西部大开发的范围,还有3个自治州参照享受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使民族自治地方和各族人民的生存和生活环境明显改善,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迅速发展。

地处云南省普洱、红河、玉溪3州市接合部的黑树林地区,曾经是有名的民族“热点”地区,纠纷械斗的历史可追溯到清朝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矛盾的焦点是山、水、林、地,根源是经济落后和生活贫困,纠纷械斗是这一根源的外在表现。从1988年起,省委、省政府确定了“团结、稳定、建设、发展”的工作方针,派出省民委民族工作队协助基层党委、政府开展了工作,及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加大扶贫攻坚力度。截至2000年底,在黑树林地区4个乡仅省级投入建设资金就达8.800多万元,安排实施各类项目1.200多个,仅在“九五”时期对当地的投入,就超过了解放以来的总和,使“九五”期间成为黑树林地区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农民人匀纯收入、人均有粮分别提高了250%和59%。随着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几百年来的“热点”问题得到了妥善化解,掀起了建设发展的高潮。

普洱市各级党委、政府紧紧围绕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各项民族政策,与时俱进地发扬“民族团结誓词碑”精神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把民族地区扶贫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采取特殊措施加快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扶持民族地区产业发展。截至2008年底,全市103个乡(镇)、994个村民委员会基本实现了通公路、通电、通水、通广播电视。通过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民族自治地方的水能、矿产、森林等优势资源得到合理开发,对茶叶、甘蔗、橡胶、烤烟、桑蚕、畜牧等骨干产业,加大了扶持力度,使之成为民族自治地方的优势和特色产业,增加了农民收入,民族自治地方的贫困人口从2003年的110多万人,下降到2008年的72万人。通过实施“三免费”、“两免一补”政策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建立,使少数民族读书贵、读书难,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得到了缓解。2003年以来,在国家民委和省民委的关心支持下,认真组织实施了“兴边富民”工程,共投入资金2302万元,先后创建了87个“兴边富民示范村”。澜沧、西盟、孟连、江城4个边疆民族自治县,先后被国家民委列为“兴边富民”重点扶持县,每个县每年投入民族专项资金300万元的连续扶持。

此外,对分散居住在34个村民委员会、162个村民小组的布朗、普来、阿昌等3个较少人口的民族和拉祜支系苦聪人,国家和地方采取重点扶持的措施,先后投入资金7000多万元,使这些地方的基础设施、人居环境有了较大改善,生产生活有了明显提高。

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走过了60年的光辉历程,巍然屹立在宁洱民族团结园内,当年在誓词碑上签字的代表多数已辞世,但誓词碑的精神将薪传万代,永放光芒。它不断证明着一个真理,“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也见证着60年来以民族平等为基石,以维护各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统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事业、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各类人才、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为基本内容,以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普洱大地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新普洱正展示在世人面前。未来的岁月,普洱各族人民在普洱市委、市政府领导下,继续弘扬民族团结誓词碑精神和延安精神,以时俱进,开拓创新,在建设富裕文明生态和谐普洱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将谱写出更加灿烂的新篇章。

(本文作者为普洱市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

参阅资料:

1、《毛主席关于民族问题的部分论述》,中央民族学院编1977年9月。

2、《民族理论政策教学参考资料》,云南民族学院编1979年10月。

3、《理论热点面对面》,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

4、《和谐的使者》,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年6月。

5、《中国共产党普洱市宣传史》,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年8月。

6、《学习活页文选》,学习出版社2008年12月。

7、《普洱经济社会发展60年》,中共普洱市委宣传部编2009年9月。

8、《论延安精神》,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2月。

9、《地方性知识与延安时期的民族问题研究》,周云水著载《中国民族报》2010年3月5日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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